正在国度博物馆展出的“惠世天工——河北曲阳石雕艺术展”，精选48件（套）不同期期具有代表性的石雕珍品，还展出了91件现代曲阳艺东谈主的优秀石雕作品，较全面反应了曲阳石雕前世今生的面庞，此中既续传承，也重创新。

1953年，曲阳修德寺古迹出土白石造像2200余件，又有同材质造像在河北中南部地区先后出土，变成一个庞大的造像谱系。这种白石材料主要产自太行山东麓的曲阳一带，以色泽晶白、质量抽象和易于雕刻而受到众东谈主可爱，又因质感类玉，故有汉白玉之称。清华大学好意思术学院李静杰西宾将这种材质的造像称为定州系白石造像，此处的定州指的是北朝时的治所，区域大至今天的定州市，属于广义上的定州。一般合计，曲阳白石造像始于北魏晚期，盛于东魏至隋代，雕零于唐代。曲阳白石造像广受众东谈主关注，在故宫博物院、河北博物院均设有常设专展，与青州北朝石刻造像一样，都代表了彼时石刻造像遗存的最高水准。

北朝造像的光辉

河北地区石刻造像中编年最早者，是出土于望都山阳村北魏熙平元年（516年）的造像（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为石灰岩材质背屏式造像。主尊佛立像秀骨清像，衣装宽松萧洒，东谈主物气质置身事外又怜惜悯世，其造型特征是腹地金铜佛造像与南朝佛像特征相交融的恶果。践诺上，北魏时期的古定州地区，是其时华夏朔方进犯的释教造像中心之一，这一地区北魏中期就开动制作邃密的金铜造像，北魏晚期则开动流行石刻造像，曲阳白石造像恰是在这一配景中发展起来，并光辉了多个期间。

展厅中有一件头部缺失的佛立像引东谈主扫视，应为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的进犯遗存。雕像左手施与愿印（得志信众的愿望）、右手施丧胆印（使众生快慰），躯体单薄，身着宽大、平稳的褒衣博带式法衣。褒衣博带式法衣的起源是师法南朝士医师的着衣神态，意在改造此前“胡东谈主”神祇的神情，转而追求一种超然、萧洒的出尘气质，这是释教好意思术在华夏地区兴起后迎来的第二次发展激越（第一次造像激越时是云冈石窟的开凿）。

北魏晚期至东魏佛立像

定州博物馆藏

同为褒衣博带式法衣佛像，这尊雕像的衣装雕刻样式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佛像比较有了很大变化，变成了显赫的腹地造像立场。其中最杰出的特征是法衣衣褶至极强调“立体感”，以两上臂的衣褶为例，由四根粗大的凸棱状和五组较窄的道路形组合而成，变成张力感热烈的视觉神态，胸腹部以下的法衣衣褶，也呈现相通的造型特征。佛像胸部的束带结节后向两侧垂下，细小灵动，冲破了因衣装质感平稳而变成的千里闷感。此外，佛像衣装边际表现为朗朗上口的翻转结构，令东谈主印象深入。粗大的凸棱状衣褶、灵动的束带和富于节律感的衣边翻转结构组合在扫数，使得这尊佛像偏离了写实再现的立场，繁衍出零碎平日的圣洁性。

不外，这种衣褶样式的佛像流行时分并不长，主要存在于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故宫博物院古代雕镂陈设中有一尊超大尺寸、衣褶追求相通“立体感”的石刻佛像（佛像下半身缺失），亦为白石材质，且两侧还有魁伟的同材质胁侍菩萨立像，雕工深湛。估计如斯大尺寸和高水准的白石造像，或原为河北中南部大型古刹所创。可见，展厅中这件头部缺失的佛立像，从侧面见证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此地释教造像之盛。

曲阳白石造像中以北都时期的实例为最工，比如一件名为《比丘尼员度徒弟等造龙树屏成铺双弥勒佛坐像》的造像，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件内容丰富的精品完成于北都河清元年（562年），标牌上的名字显显露包括好当事者、造像神态、造像题材、主尊形态等进犯信息。其中的龙树屏，即是由龙、树为主体组合而成的背屏；成铺双弥勒，是指以双弥勒为主尊的造像和弟子、胁侍菩萨过火他东谈主物变成的造像组合。莲瓣形背光中的双弥勒佛坐像，是河北地区北都时期流行双坐（立）像样式。双弥勒像作半跏趺坐姿，造型镜像对称，各自垂下的一足被粗笨托起；双弥勒两侧有侍立的弟子、菩萨像，基座上浮雕香炉、莲花化生粗笨、护法狮子、力士，以过火他附庸图像，龙、树采集的背屏上则用复杂的透雕工艺雕饰了包括佛塔、飞天、化佛等内容，构图极为繁复。

比丘尼员度徒弟等造龙树屏成铺双弥勒佛坐像

北都河清元年（562）

正定博物馆藏

联系于费时费工、资本振奋的开窟造像而言，这种雕饰华好意思、易于制作的单体白石造像，似乎更受世俗信众的珍惜，因而遗存下来的数目极多，共同记起了彼时信仰之盛、造像工艺之精的期间印痕。

古代造像上多有造像记，这些造像记即是造像者刊刻在造像次要位置或后头、侧面上的铭文。造像记真确记录了像主的信仰和祈愿，内容曲直不一，短者仅数字，长辈达千余言。造像记触及造像时分、檀越身份、造像题材、祈愿文，长文中还述及造像事理、对佛法的相识、造像历程等，还有一些造像记中留有工匠的姓名。

《江阿欢佳耦造不雅音像》在展厅中是一件并不引东谈主注方针石刻造像，雕像主体为一铺三尊背屏式造像，名义多有漫漶，阻挠的是其后头留有完满的造像记，共71字，字体谨严庄重，记载了造像的有关信息及祈愿文，提到了好当事者为上曲阳东谈主江阿欢佳耦。在两汉、西晋时，有上曲阳和下曲阳之分，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上曲阳并入新市（今正定县新城铺），下曲阳改为曲阳，北魏景明元年（500年）复置上曲阳、下曲阳，这一地名延续至北都。据故宫博物院冯贺军先生谈论，北魏至北都天保年间的98件编年造像中，提到籍贯者大部分为上曲阳或曲阳，从中不错看出北朝时曲阳籍好当事者的活跃进度。

江阿欢佳耦造不雅音像后头造像记

北都天保六年（555）

中国国度博物馆藏

曲阳白石造像中，菩萨像占据有相称进犯的地位，其数目自东魏以后赫然零碎佛像，反应了信众关于菩萨信仰的关心。不同于佛像的尊容圣洁，菩萨像珍视服饰的表现，东谈主物形象也兼具世俗气味。《服待菩萨立像》，表现的是一尊原侍立在佛像边侧的菩萨像，其头部略向左转，头戴低矮、率性的宝冠，面型丰腴圆润，双目微睁，嘴角浅笑，双手在面部右侧合十作礼敬状，激情显得有些娇俏可儿。菩萨胯部向左侧扭动，双腿随胯部的变化而变成左腿立正、右腿膝盖抬起作跳舞状，变成动东谈主的“好事多磨”（也叫“三曲法”）。这种东谈主物动态的起源应在古印度，后者丰润的躯体和妖娆动态可能给了释教好意思术传播者和创作家以灵感。不外联系于异地的丰乳肥臀，这尊白石菩萨像内敛优雅，比例夸大的头部与优柔的身躯组合在扫数，给不雅者营造了一种义结金兰、充满活力的仙女感。这种胯部扭动的菩萨像，在响堂山第9窟（大佛洞）中心柱造像龛的胁侍菩萨里就照旧出现，见证了其时释教造像立场演变的史实。

北都至隋服待菩萨立像

定州博物馆藏

唐、五代石刻的回响

展厅中有一尊尺寸较小的唐代力士像很专诚念念。这是一尊头戴三叶花冠的“肌肉男”，他的头部右转，身子也向右侧歪斜，面部方形，立眉纵目，瞳孔外凸，上牙咬住下嘴唇，在颧骨附进和嘴角处挤出一块块的横肉，神志既凶悍又显憨态，有难受的喜感。力士右臂内曲抬至肩部的高度，上臂的肱二头肌变成圆球状，似乎是在向不雅者秀我方的肌肉。力士表露的上半身、小腿、双足均布满康健的肉疙瘩，尤其是胸腹部的肌肉结构更为显赫。但仔细不雅察的话，发现石刻的肉疙瘩与真确的肌肉形态并不一致，这践诺上是古代工匠对力士身段的主不雅相识和艺术抒发，换句话说，这种不顺应东谈主体剖解结构的肌肉形态，践诺上是古东谈主在生存涵养基础上关于力士身段的联想，而非西方的那种写实再现。

唐代戴花冠力士像

隆尧县文物保护处理所藏

繁多展品中，出土于五代时期王处直墓的彩绘白石武士像最具话题性。王处直为唐末、五代时东谈主，官拜义武军节度使，其墓在今曲阳县灵山镇。王处直墓甬谈两侧原有两尊彩绘武士像，1994年被盗，其中一件于2000年出刻下好意思国纽约的拍卖会上，后经中国政府交涉，好意思国海关总署于2001年5月23日将其退回中国。另一件彩绘武士像，则由好意思国保藏家安念念远先生捐献给中国。刻下，两件彩绘武士像均保藏于中国国度博物馆（后者刻下在中国古代基本陈设中展示）。

展览中的这件彩绘武士像，头戴兜鍪（音谋，古代战士的头盔），顿项（护肩颈脸部的盔甲）外翻，面部呈由字形，两眉立起，两眼距离较近，嘴角下拉，下颌富裕，有一股威武之气。武士双手拄长剑，身着明光铠，其上的彩绘尽显华好意思精采。武士头顶上有青龙，驾御踏着梅花鹿，其造型特征与另一尊彩绘武士像的局部有各别，但整身形度一致。

王处直墓出土五代彩绘武士浮雕像

中国国度博物馆藏

在释教的护法造像中，多有坐卧或足踏动物者的形象出现。比如云冈第8窟窟门两侧有摩醯首罗天和鸠摩罗天，差别乘坐神牛和孔雀；灵泉寺大住圣窟窟门两侧有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均足踏神兽，其中那罗延神王驾御神兽是神牛。王处直墓中的彩绘武士像并无表明其身份的题记，尊格难以阐明。联系于上述“秀肌肉”的武士而言，王处直墓中的武士像面部五官并无横肉，手上也无“青筋”暴起，全身被铠甲包裹，显得内敛、儒雅，气质更为振奋，其身份应是释教中的护法天王。

王处直墓中的另一组吸睛之作是《彩绘浮雕百戏图》和《彩绘浮雕奉侍图》，后者浮雕了一支由十四东谈主组成的队伍，鲜美再现了五代时期贵族生存的场景。这些侍女们头绾高髻，面部圆润，身型丰腴，长裙及地，气质雍容，具有唐代仕女遗韵。浮雕中的侍女们手抓多样用具，相拥前行并作傲视之姿。这一场景不禁使东谈主想起龙门宾阳中穴洞门内两侧的《帝后礼佛图》，后者表现了北魏天子、皇后行进礼佛的重大格局，联系词其队伍行列并不像是一次严肃的宗教典礼作为，更像是一次愉悦的远足。《帝后礼佛图》近乎真东谈主等大的尺寸，再现了彼时东谈主物的多样细节，这对其时雕刻现实东谈主物神情的雕镂创作具有极为进犯的真义真义。王处直墓中出土的这两块彩绘浮雕，不错说是继《帝后礼佛图》之后又一表现真东谈主形象的雕镂精品。

王处直墓出土五代彩绘浮雕奉侍图

中国国度博物馆藏

现代曲阳石雕艺东谈主风范

新中国竖立后，曲阳石雕开动走上了修起之路。1952年，有十几名石雕艺东谈主被选调到北京干涉培训，参与东谈主民英豪挂牵碑的制作；1958年，曲阳石雕艺东谈主参与东谈主民大礼堂、中国创新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开采。这些真贵的履行作为，让曲阳雕刻答允出新的祈望与活力。如今，曲阳决然成为华北地区最负着名的雕刻之乡，涌现出一大都武艺深湛、创做念路活跃的从业者，他们的作品出刻下国度博物馆的展厅中，与先辈同台表演，展现新期间石雕作品的风范。

参展确现代曲阳石雕作品，大要上不错分为五种类型：一是继承传统，再现古代石刻造像的神采。二是在招揽传统造像样式基础上，赐与个性化和神态化的再创作。三是使用深湛的雕刻技能和繁复的构图，表现民间喜闻乐道的吉祥题材。四是融入现现代学院的造型元素，作品神态紧随期间发展。五是禁止小品类雕镂。

这些参展作家中，刘金虎是一位私有的存在。他的作品高度收复了北朝石刻造像的审盛情蕴，其中高度进步2米的大型白石作品《弥陀说法》，所以北都的龙树背屏式造像为原型创作出来，构图复杂、细节丰富，其图像的组合和局部的处理，都体现出作家对北朝石刻造像题材的深入相识和雕刻妙技的精确把控。刘红立的《千手不雅音》，亦然继承传统题材创作的优秀作品，仅仅该作品并不以再现北朝造像神韵为宗，而是偏疼年代相对较晚的唐宋造像遗凮。

刘金虎创作弥陀说法

和海龙的作品《禅语》，所以创自唐代的游戏坐不雅音为原型雕饰的，相对古代造像而言，和海龙作品的造型言语显得率性、明快。马腾原的《花开灵现》所以宋代流行的白衣不雅音为原型创作的，但他的作品将底本复杂的璎珞和萧洒的服饰都抽象化了，呈现出极为率性的造型特征。王朝日、张旭等东谈主的作品，亦然在招揽传统造像样式基础上追求神态言语的个性化抒发，不雅之令东谈主印象深入。还有一些创作家乐于“骄气”深湛的雕刻技能，他们多以巨匠喜闻乐道的题材动手，给不雅者制造视觉上的惊艳，代表性作品如王建庄的《五子登科》、郑硕雷的《福寿满堂》等。

曲阳现代雕镂创作家中，也有主动招揽、交融现现代学院的一些立场样式，比如贾会成的《授业——黄石公》，是在抽象组成基础上交融石材的当然形态，辅以点睛之笔，令东谈主焕然一新。李向民、朱二龙的《让他们再睡一会》，则是哄骗了熟谙的现实观点雕镂手法，是社会观点主旋律创做念想的体现。此外，还有一些“小品”性质的作品，均是点缀室内空间、提高艺术氛围的优秀作品。

古代曲阳白石造像的精彩，是建立在彼时狂热的释教氛围基础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束缚的期间，现实的灾荒，使顺当令东谈主们将幸福生存的期盼寄予于下世或此岸，隆重于造像中的祈愿，催生了那一尊尊精通后世的造像佳作。联系于古东谈主而言，现代曲阳的石雕创作家们领有更浩大的创作空间，他们或遵奉古意，或铺陈今法，或彰显技业，或直抒艺好意思。

听着记载片中高昂的凿石声，流连于一尊尊奇光异彩的精品前，仿佛千年的回响萦绕在耳畔，久久络续。

文并照相|黄文智

裁剪|史祎j9九游会